川陕苏区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利用四川军阀混战，川北防务空虚之际，从陕南进入四川，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平昌等县城，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存在的两年半时间里,党和红军仅在苏区首府——通江县地域就建立了二十五个区苏维埃政府，六个区级市苏维埃政府，一百四十四个乡苏维埃政府，千余个村苏维埃政府，建立起良好的干群、军民、官兵关系，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但是所有政权都会伴生权力问题，产生官僚特权，滋生出腐败，等等，这是所有政权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也不例外。川陕苏区政权也经历了严重的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通过努力最终做到了廉政建设，以保证苏维埃政权健康的生命力。
川陕苏区时期，省、道、县、区、乡、村等各级苏维埃政府虽然是老百姓信赖的廉洁政府，但是腐化问题也时有发生：
处于反动军阀包围的红色政权，物资极度匮乏，随意开支、肆意浪费意味着对苏维埃运动的犯罪。为防止铺张浪费，相关文件对掌握钱、财、物的工作人员制定了具体的要求：“一切机关里面规定人员数目，反对徇私舞弊、浪费公物，对粮食、盐巴、燃料等，严格按人计算厉行节省，每月的费用有精确地预算”。但政府的浪费现象并未得到有效的杜绝，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指出：经费随意开支，物资随意领取在一些县苏政府、地方供给部中还较为突出，造成物资供给系统的紊乱。“巴中县清江渡招待所经常杀猪宰羊开流水席为过往的运输队提供食物，由于没有合理的安排，浪费很大”。
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在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中得到了遏制与纠正。从鄂豫皖转战到川陕的一大批“老红军”，是川陕苏区土地革命和廉政建设的播种者与引路人。总指挥徐向前生活简朴，不搞特殊化，“在食盐奇缺期间，谢绝红军总经理部送来的半斤食盐，坚持与战士们一样，吃菜唱旦（淡）角”；军政委李先念不吃勤务员从老乡田里捉来的一条鱼，带干部帮老乡赶节令插秧；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同农妇共饮大巴山里的“老阴茶”；掌管全苏区财经大权的省苏财委主席郑义斋，穿的裤衩补丁摞补丁，新婚晚上还跟战士们一同在食堂吃荞面疙瘩。这些，给苏区人民尤其是他们亲手选拔的干部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使大家在艰苦的战争环境和菲薄的物质条件下，自觉养成了勤俭廉洁的好作风。
除了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以外，严格的政治纪律与法律法规也有力地保证了政治廉洁。为了保证有限的财政经济物资真正用之于革命战争和人民生活需要，川陕革命根据地严明法纪，对各种贪污腐败分子执行“铁的纪律”，严惩不贷，决不手软苏区经济要厉行节约，一切浪费行为应给予严重打击、村苏不能起伙，乡苏不能超过一桌人吃饭，各机关要轻便化和军事化，免除一切无畏的耗费，集中物资送前方，对于利用公款公物或其他手段请客送礼、挥霍浪费者，要从重惩罚。南江县城边区五乡主席王志明，因住房被火烧，重建时在独树子山打了一只野猪，将肉用来置办房酒，收受前来吃房酒群众送的两锅盖玉米（川北盛粮篾制用具，一锅盖装300斤），有人检举后，县保卫局来人通知王志明去川陕省“开会”，一去未归。
此外，在监督上，通过群众监督、民主监督与舆论监督，以及巡视工作的开展，也形成了有力的反腐防线。正是由于川陕苏维埃政府在惩治腐败问题上，态度鲜明、措施得力,保证了川陕苏区廉政建设成效显著，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拥护。在极短的时间里，川陕苏区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拥有23个县和一个市的苏维埃政权，面积4.2万平方公里，人口600万。
来源：《川陕苏区时期廉政建设实践与启示》 《农业考古》作者：陈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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