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史钩沉｜左宗棠：立品当如山有岳

1812年，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一个世代书香的耕读之家，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质朴、乐善好施的优良品格。

他在湘阴柳庄耕读期间，继承先辈乐善好施的传统。为防备灾年发生饥荒，左宗棠“筹族中备荒谷成，又悉捐家中长物”，在本族之中建立“仁风团义仓”，选出几位公正廉洁的族人管理。左宗棠经常参加赈灾义举，每遇灾年都在路边搭建大棚，让家人熬粥救济难民，熬汤药医治得病灾民。

1862年，五十岁的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接着又升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收入不菲。在财富面前，左宗棠没有迷失方向，还是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在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他因为长年伏案办公，衣袖经常磨破，他就在衣袖外罩了一层袖套。这一发明被下属敬称为“宫保袖”，久而久之流行于西北大营。他任陕甘总督时，兼任茶马使，按规定可得一份兼职俸禄，十年累计白银38万多两，但他分文未动用，而是将这笔巨款留给陕甘以备不时之需。后来，兰州黄河大铁桥的修建，主要费用就是这笔钱。

左宗棠在写给四个儿子的信中，大都是教育他们如何勤俭持家、耕读为本、乐善好施，不要沾染纨绔子弟陋习。

左宗棠俸禄和养廉银虽多，但家里十几口人生计，他每年仅寄回200两银子，以至于家庭开支紧张。1861年，他在给长子孝威的信中写道：“家中缺用，可于少云处通挪，候我寄还。如少云处有银可借，暂借二百金，庶药饵不缺，病可速痊……家中除尔母药饵、先生饮馔外，一切均从简省，断不可浪用，致失寒素之风，启汰侈之渐。”

左宗棠为什么对家人如此苛刻呢？因为他把“崇俭广惠”和“勤耕读”作为传家之本。1863年，他在给儿子信中说：“家用虽不饶，却比我当初十几岁时好多些。但不可乱用一文，有余则散诸宗亲之贫者，唯崇俭乃可广惠也！”1869年，他在给儿子信中说：“我一介寒儒，窃方镇，功名事业兼而有之，岂不能增置田产以为子孙之计？然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多酝酿一代，多延久一代也。西事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我独一力承当，亦是欲受尽苦楚，留点福泽与儿孙，留点榜样在人世耳……断不可恃乃父，乃父亦无可恃也。”

前面提到，左宗棠为官后，俸禄和养廉银虽多，但每年寄给家中的钱却很少，其他钱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们读他的家书，就可以找到答案。1867年，他在家书中说：“先世贫苦忧瘁，惟积功累德以有今日。吾蒙国恩，禄入甚厚，岂能但顾其私?”1876年，他在给次子孝宽信中说：“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原来，他的巨款大多“随手散去”，主要用于救济灾民、体恤部属、垫付军饷、兴办教育、刊刻图书、兴修水利、修筑道路、购买西洋武器等。

1863年，闽浙出现灾情，他将“所得养廉银，除寄家用二百金外，悉以赈民”。1869年，湖南水灾，他捐一万两。据统计，左宗棠仅在其家书中提及赈务之事就有66次之多。

1880年左宗棠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写道：“询其价值，答云水雷一具，需银五两上下，鱼雷一具，则需银二百两外，价值甚廉。宗棠因见《西国近事汇编》所载与福克之言相符，立托为购办水雷二百具，鱼雷二十具，交胡光塘分送闽、浙两省，备防海之需。其价银则由陕甘廉项划兑。”左宗棠时刻关注海防和国家安危，看到有能够抵御西方舰船横行的新式武器，便立即拿出自己的廉金来购买，以备海防之需。为国家购买武器装备，本应是政府开支，左宗棠却能以私人的廉俸“以私济公”。

在世风日下的晚清，左宗棠的廉洁自律是一股难得的清流。正因为他立志于救国救民，将勤俭清廉、善政恤民等清廉思想贯穿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才能成就大业。